第2章(1 / 2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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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该相信,我们的记忆过程有时跟宝丽来[1]照片的记忆过程相同。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,我几乎从未想到过冉森。我们当时相遇的时间短暂。他於一九六四年六月离开法国,而我写这几行文字是在一九九二年。我一直没有他的消息,不知道他是死是活。对他的回忆仍处於冬眠状态,而他却突然在一九九二年初春再次现身。这是否是因为我找到了我和女友的照片,反面盖有蓝色字母图章:冉森所拍,禁止翻印?或者只是因为这两年的春天何其相似?

今天空气清爽,天文台的花园里树枝上的新芽已经爆开,一九九二年四月如同叠印那样,跟一九六二年四月重合在一起,也跟将会来到的其他四月重合起来。对冉森的回忆在下午伴随着我,并将永远伴随着我:冉森将会是我差点没能认识的人。

谁会知道呢?另一个人而不是我会写一本关於他的书,并用将要找到的照片作为插图。有出版社要出一套袖珍本黑封面丛书,着名摄影家专题的。他为什么不能列入这套丛书?他列入这套丛书当之无愧。现在,如果这些书页能使他摆脱被遗忘的状况,我将会非常高兴,对这种遗忘他负有责任,他是故意要让人遗忘。

我感到必须在此记下我收集到的有关他生平的几点情况:他一九二〇年生於安特卫普[2],他对父亲几乎没有印象。他母亲和他是义大利国籍。他在布鲁塞尔就学几年,然后离开比利时,於一九三八年来到巴黎。他在那里为好几位摄影家当助手,后来认识了罗伯特·卡帕。卡帕於一九三九年把他带到巴赛隆纳和菲格拉斯[3],从那里他们跟随西班牙难民逃往法国边境。同年七月,他跟卡帕一起参加环法自行车赛。法国宣战之后,卡帕建议他去美国,并取得两人的签证。冉森在最后一刻决定留在法国。德国占领时期的前两年,他在巴黎度过。依靠一位元义大利记者的推荐,他为《时代画报》摄影部工作。但他仍然在一次突然逮捕时受到质询,因为犹太人的身份而被关在德朗西[4]集中营。他在那里一直被关到义大利驻法领事成功解救所有义大利侨民。然后,他逃往上萨瓦省,在那里等到战争结束。回到巴黎后,他找到卡帕,陪他去了柏林。其后几年,他为玛格南摄影通讯社[5]工作。卡帕和科莱特·洛朗——就是我在冉森摄影室的墙上看到的照片上的那位女友——这两人死后,他越来越内向。

我说出这些细节就感到局促不安,我可以想像,冉森要是看到这些事已写成白纸黑字,会有多么尴尬。他这个人话不多。他为了使别人把他忘记,什么事都做得出来,甚至在一九六四年六月去了墨西哥,而且音讯全无。他常常对我说:“我到了那里之后,就给您寄一张明信片,把我的地址告诉您。”我等他寄来明信片,但一直没有等到。我不相信他的地址有朝一日会落笔成书。如果有这种事,我就会收到从库埃纳瓦卡[6]或其他地方寄来的明信片,上面只写这两个字:保密。

没有,我什么也没有收到。我只要看看他的一张照片,就能知道他在艺术和生活中拥有的品质,这种品质十分珍贵,但很难获得,那就是保持沉默。一天下午,我去看他,他把女友和我坐在长凳上拍的照片给了我。他问我以后打算做什么事,我回答他说:

“写作。”

这种工作在他看来无疑是“化圆为方”,这是他使用的术语。确实,人们用词语写作,而他寻求的却是沉默。但词语呢?在他看来应该是有趣的事,那就是能用词语来创造沉默。他哈哈大笑:

“好吧,您就试图去做这件事吧?我就指望您了。尤其是希望您不会因此而睡不着觉……”